书法是一种奇特的艺术。比之绘画，它显得抽象得多。在挥毫泼墨之间，但见横笔勾画、欹侧变幻、章法纷呈；篇章既成，临赏之下，或苍老劲健、沉郁淋漓，或端劲高古、容德皆备，或超逸入神、雄健清新，乃至淳淡婉美、妍丽温雅，甚至意气赫奕、光彩照人，如此等等，气象各别，将书家的人格气质，以及执笔当下的心情体会统都展露无遗。

古时，“琴棋书画诗酒花”并称，“书”尤其和诗画相类，都是文人雅士借以传情达意的工具。不过，书法创作讲究颇多，无论幅式、章法、布局、题款都各有要求，而且如果文字内容不是即兴创作的话，对应的字体也须有一番拣择。可以说，好的书法作品集结着太多的因素，但创作的过程却又必须是一气呵成的。对此，古人常喜酒后作书，可见酒和书法的天然相洽性。中国的酒文化和艺术创作，尤其是书法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，它能激活灵感，使人放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面具，忘掉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、功名利禄，以及其他世俗的东西，还己一个本真的状态。而这恰恰是书法创作的佳境。

酒和书法的结合，最早可以推及铸造酒器之时，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。而作为酒具的大孟鼎，其铭文笔法秀丽雅致，为金文中属于上乘之作。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、微醺作序，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。

相传，王羲之酒醒之后，拿出这幅字，也不禁喟叹: “此神助耳，何吾能力致”。可见，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诞生里融合着多少偶成的天机，其中，酒的作用尤其显得不可或缺。没喝酒，再写一遍，写出来的字就没有神采了，面目呆板，没有了昨日的光华。所以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酒的激发，王羲之创作不出神骏的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《兰亭序》。酒是灵感的触媒体，是艺术创作之母，也是让书法家脱离人格面具，达到真血性、真情怀这种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媒介。王羲之创作《兰亭序》是在微醺的状态下，看他的作品，基本上是理性的，中规中矩的。可以说，《兰亭序》只是书与酒的一次偶然结合，是这偶然结合下绽放的一朵奇葩。等到盛唐气象下的书家“颠张狂素”那里，书法与酒才实现了最高层次的结合。文化

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，是个大开大放、文化全面繁荣、极具浪漫气息的自由奔放的时代。它造就了许多思想自由之下的顶峰，诗歌、舞蹈、书法无不如此。可以说，酒在这样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。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就记述了当时长安市上的八位“酒仙”。他们处于同一时代，又同在长安，大唐风尚可见一斑。而草圣张旭就是“酒中八仙”之一。

张旭为人洒脱不羁，豁达豪放，嗜好饮酒，常常喝得大醉，呼叫狂走，挥毫作字，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，时人称之为“张颠”。他的书法上承张芝、二王一路，创造出“变动如鬼神”的狂草。不过，张旭虽以草书闻名，但他也“晓精楷法”。和他的狂草完全不同的是，他的楷书则完全是虞欧笔法，端严规整。狂草是书法中自由表现上的极致。如果没有酒的作用，“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”的《饮中八仙歌》如何成为可能将是一个疑问。《新唐书》上就有记载，张旭“既醒自视，以为神，不可复得也”。此外，唐代书法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，那就是书壁。张旭每至酒酣，便狂呼大叫，在粉壁、屏障上泼墨挥毫，笔走龙蛇，那种满壁纵横的气势，没有酒力助之更是难以想象。

与张旭并称的怀素，是位“狂来轻世界，醉里得真如”的僧人。比之张旭，怀素似更洒脱。醉僧怀素曾种蕉练字，有“砚泉”、“笔冢”的传说；一日九醉，只是埋首于书法，“遇寺壁里墙、衣裳、器皿，靡不书之”，极大地成就了书法。五代僧人草书家贯体曾以《观怀素草书歌》赞美怀素: “张颠颠后颠非颠，直至怀素之始是颠。”他“忽然绝叫三两声，满壁纵横万千字”，“醉来信手三两行，醒后却书书不得”，这都充分说明了酒对书法的催生、对它的逞才使气达到了多么重要的程度。

在这里，酒作为艺术创作的刺激物，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。饮酒与不饮酒是极为不同的，醉酒又有别于“纵酒”。书家借助酒的神力，对旧有的书风实现了神奇的突破，继而进入随意挥洒，“虽复变化多端，而未尝乱其法度”的至高境界。书法艺术与酒的结合，至此堪称化境。

由此继续往后推，到了宋代，苏、黄、米、蔡是代表宋代书法的四大家。其中苏轼和酒的渊源最深。他一生坎坷，是位喜酒的文人兼书家。诗文中涉及酒的篇章比比皆是，如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“身后名轻，但觉一杯重”等等; 流放间，与百姓相处融洽，喜欢同村野之人对饮；在惠州期间，甚至给很多当地的酒起过名字。酒后作书自然不在话下，他曾说: 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作书崇尚“信手”写来，喜欢即兴创作的那种放松和随意。书法史上还有米芾置酒邀苏轼对书的一段佳话。酒后作字，使一代文豪留下了平时不及的精品佳作。

但是，宋朝较之唐朝，整个时代的风尚早已大异其趣。在激情奔放的唐朝，儒释道三教多元并存，诸家各显神通，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。和它对应的，书法也走向两个极端: 一个是规范化之下的唐楷，另一个就是充分展现个性、灵感迸射的狂草。而到了宋朝，由于三教合一，出现了以儒家为主、禅道相掺的有序局面，形成了相对内敛含蓄、恬然淡雅的文化风尚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宋人转而以书写行书为主，例如“宋四家”便多以行书行世。总的说来，宋人比唐人“老实”，他们更内敛，酒也喝得少了。

及至明清，又出了几个嗜酒且个性奇崛的书家，如徐渭、王铎、八大山人、傅山等等。这些人天赋异禀，却也都郁愤癫狂，桀骜倔强，因此也喜欢借酒抒怀、寄情翰墨。其中，最善饮的首推王铎，有千杯不醉之称。傅山也喜酒后走笔: “醉后突兀兴不已，洒作粉壁石倾斜。”显然，对他们来说，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激发素、催化剂，一个烈性炸药的雷管。如果没有酒，他们的创造力极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历程当中；正是因为酒，他们才得以换一种思维、换一种状态，从而在困厄的人生里，焕发出艺术的活力。